论原作之隐形

时间:2008-04-29 21:47

摘要:翻译文学创作过程中的“原作之隐形”或“译作之不忠”现象一直是中国译界研究的敏感区域。本文作者试图以勒菲弗尔的“三要素”论来分析这一隐形现象存在的必然性,从文化的角度阐述了隐形与译者地位、隐形与翻译学科建设以及隐形与翻译评介的关系。

关键词:隐形;诗学;意识形态;赞助人;翻译文学;关系

Abstract: The author’s invisibility, or the unfaithfulness of translated literature, has always been a controversial topic in translation studies in China. Why is the translator dissatisfied with the “formal equivalence” between words from different cultures? Under what circumstances will the author of the source text be invisible? What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uthor’s invisibility and the translator’s visibility? From a cultural perspective, how does the notion of invisibility affect the development of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the pursuit of translation criticism? The author attempts to find answers to these questions by employing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based on Andre Lefevere’s views on the influence of poetics, ideology and patronage on the production on the production of translation.

Key words: author’s invisibility; poetics; ideology; patronage; translated literature; relationship

在翻译文学的创作过程中,译者在处理原作时,由于不同的策略取向,会导致原作不同程度的变形,译作不同程度的失真,笔者将这种翻译文学中的变形现象称为“原作之隐形”。

“原作之隐形”,换言之即“译作之不忠”,这一现象一直困扰着翻译界。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何不“依样画葫”?原作会在何种情况下隐身于译作之后?原作的隐形与译者地位、翻译学科建设和翻译评论之间究竟有何因缘?这是一个值得译界深入探讨的课题。在本文中,作者试图从勒菲弗尔的“三要素”理论入手,对此现象作一文化透视。

理论依据

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é Lefevere)是文化学派的典型代表。他在《翻译、重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操纵》一书中阐述了关于翻译的“三要素”理论。勒菲弗尔认为,翻译是对原文的重写。翻译不能真实地反映原作的面貌,主要因为它始终都受到三种因素的操纵:诗学观(poetics)、译者或当代的政治意识形态(ideology)和赞助人(patronage)。翻译文学作品要树立何种形象,译者的观点取向和翻译策略都与意识形态和当时的译语环境中占主流地位的诗学观紧密相关。而赞助人,包括政党、阶级、宫廷、宗教组织、出版社和大众传播机构等等,都无时无刻不在操纵着翻译活动的全过程(Lefevere, 1992a)。

勒菲弗尔的“三要素”论对长期以来为翻译“对等”的樊篱所缚的翻译界无疑带来了一股新鲜空气,它为研究各种翻译现象提供了新的文化参照系。那么,它对于“原作之隐形”现象又具有怎样的解释力呢?让我们来看一看种种隐形情绪背后所蕴藏的禅机,或许能够发现异样的谜底。

隐形情结和因缘种种

一、 隐形与诗学

诗学,根据勒菲弗尔的定义,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是指文学技巧、文类、主题、人物、环境和象征,另一方面是指文学的社会角色。前者构成文学的功能,而后者则主宰着文学作品的影响程度(Lefevere, 1992a:26)。

在翻译中,由于译者心目中的意向读者和服务对象来自译语系统,译者本身又浸染于译语系统文化当中,译语系统的主流文学形式和当时社会流行的文学观在这种“作用”下发生变形。这种变形首先是译作对原作的语言,特别是语法结构、逻辑形式、文体风格等方面的改变。

语言上的隐形可以发生在各种各样的语篇当中,即使是权威的经书典籍比如《圣经》和赫胥黎的《天演论》这样的作品,也会由于诗学观的影响在译者的诠释和解构中发生变化。例如,路德(Martin Luther)在以德文译《圣经》时就经常添加一些表示“转折”的连词,比如“Allien(但是)”。这是因为,虽然拉丁希腊文中无此原文,但德语的语法结构却要求他作这样的改变(蒋百里,1921)。而对于严复是如何配合他的“用心”郑重地选用了当时流行于士大夫之中的桐城派古体,又是如何根据汉语的习惯将《天演论》进行“化整为零”的拆变,则早已成为译坛百年之佳话。

语言的隐形不仅受到社会主流文学观的影响,有时还为译者本人的文学观和审美意识所操纵。这种隐形在诗歌和戏剧翻译中尤为明显。例如:对于拜伦的《希腊岛》(The Isles of Greece),不同的译家便采用了不同的文体。以第一句为例:

The isles of Greece, the isles of Greece!

Where burning sappho loved and sung,…

梁启超译文:(沉醉西风)咳!希腊啊!希腊啊!你本是和平时代的爱娇,你本是战争时代的天骄!……

马君武译文:希腊岛,希腊岛,诗人沙孚安在哉?爱国之诗传最早。……

苏曼殊译文:巍巍希腊都,生长奢浮好。情文可斐斐,茶辐思灵保。……

胡适译文:嗟汝希腊之群岛兮,实文教武术之所肇始。

诗媛沙浮尝泳歌于斯兮,亦羲和、素娥之故里。……

(谢天振,2000:146-147)

对于拜伦这首著名的诗篇,同一个国家的译者,为什么样会有这些不同的处理方式呢?一方面译者要借诗明志;另一方面,更由于各自的文学观和审美意识不尽相同。梁启超要用他的元曲全来宣扬政见,马君武则采用七言古诗来哀叹民族的命运,苏曼殊取五言诗体来抒发个人情怀,而胡适则要用离骚体来进行语言文化比较(杜争鸣,2000:48)。他们都有以自己的文学观从不同的欣赏角度给译作涂上了浓烈的个人色彩,重塑了拜伦诗中的艺术形象和不同的拜伦形象。

文体方面的变形不仅将原文结构或文体隐身于译作之后,同时还可以导致风格的变形。风格上的隐形,可以发生在语言的各个层面,有时甚至是一个词的添减便改变了整个面貌。如:

It was even twy light when he entred the cittie of Antium, and many people met him in the streets, but no man knew him. So he went directly to Tullus Aufidius house, and when he came thither, he got him up straight to the chimney harthe, and sat him downe, and spake not a worde to any man, his face all muffled over. They of the house spying him, wondered what he should be, and yet they durst not byd him rise. For, ill-favoredly muffled up and disguised as he was, yet there appeared a certaine majestie in his countenance, and in his silence: Whereupon they went to Tullus who was at supper, to tell him of the straunge disguising of this man.(十六世纪英语)(王克非,2000:292)

这是英国十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散文译家诺斯(Thomas North)从阿米欧的法文转达译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贵人传略》中写柯里奥兰纳斯一书的开场白。风格既无阿米欧的古典,也不像原作者普鲁塔克,而是一段颇具诺斯色彩的生动活泼、充满戏剧色彩的新篇。其中,“They of the house spying him”中spying是诺斯为原作所加的颇为戏剧化的一笔,而文中新增的副词ill-favoredly亦使整段译文更富神秘色彩。

如果说,语言结构和文体风格上的变形只是不同程度地碰破原作的“形”与“壳”,那么,译语文化与原语文化的错位则会或多或少地触及原作的“灵”与“肉”。

二、 隐形与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指的是社会的、政治的思想观念或世界观。它可以是社会的、上层的,也可以是个人的(Lefevere, 1992b)。

意识形态使用于翻译过程时,造成原作的文化在译作中的隐形。“翻译为文学作品树立何种形象,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译者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可以是译者本身认同的,也可以是赞助人强加给他的”(Lefevere, 1992a:41;陈、张,2000:177)。因此,在不同的意识形态的支配下,原作中带有民族文化特性的东西就有可能褪色、变形乃至消失。

比如,傅东华在翻译玛格丽特·米歇尔的《飘》时,为了让译文符合中国读者的文化意识,有意将男、女主人公Red Butler和Scalet译成了颇具中国色彩的“白瑞德”和“赫思佳”。傅东华是“不必字真句确地译”(谢天振,2000:148)的拥护者,他从译语文化出发,将原语的姓氏文化隐形,从而把读者引入他所营造的文学氛围。

又如,苏曼殊在译雨果(Victor Hugo)的《悲惨世界》时,为了呼应当时提倡西方“科学”、“民主”和“打倒孔家店”、推翻封建制的主流意识形态,特意杜撰了一段故事,并增加了原作中不曾出现的人物男德,同时借男德之口,吐出了一段批判孔子的话(王宏专,1999:40)。

文化隐形的现象在有关伦理道德的小说中表现更为明显。在20世纪初蟠溪子所译的《迦因小传》中迦因未婚先孕的一节即被译者删除(陈、夏,1997),因为当时中国社会的伦理道德不允许女子越雷池半步。《查太莱夫人的情人》节译本中有关性爱描写的许多场面都被删减(成、周,1998),因为当代社会虽然开放了许多,但其主流意识形态仍不鼓励性开放。而针对古希腊剧作家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的名剧《吕西斯忒拉忒》(Lysistrata)中的台词,不同的译者所作的不同处理足以让我们对异国情调刮目相看。

在Lysistrata这幕剧剧终时,女主人公在请由裸体美女扮演的“和平(Peace)”把斯巴达的和平使者带来时说了一句台词:“En me dido ten cheira, tes sathes age.”直译:If

 相关内容

本页文章:外语翻译 - 论原作之隐形